傅冬菊（1924年12月30日—2007年7月2日），又名傅冬，山西太原人。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与原配张金强所生长女。

民国十三年（1924年）12月30日，傅冬菊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县（今属太原市）。她是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傅作义还只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营长。傅冬菊长得眉清目秀，深受父母疼爱，傅作义把女儿起名冬菊，是希望她成长为美丽而坚强的女性，因为冬天的菊花不但好看，而且坚强耐寒，经得起风吹霜打。傅冬菊长相随母亲，体型和性格随父亲，从小就很有主见。

抗战时期，傅作义坚守绥远，傅冬菊跟着母亲来到大后方重庆，由于傅作义两袖清风，傅冬菊和母亲及弟弟妹妹在一个寺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不让父亲操心家事，安心在前线抗敌，身为长女的傅冬菊从来不向父亲写信要钱，而是平时给报社写稿，靠稿费补贴家用，周末带着弟弟妹妹上山打柴挖野菜，衣服袜子破了则自己补，在这个过程中她既受到了抗日救亡思想的洗礼，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又在劳动中形成了倾向劳动人民的世界观。

民国三十年（1941年），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号角社”（成员多半是高官子女），积极教学校里的工友们学文化，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重要文件，及时提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交到周恩来手中，对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接见傅冬菊时，知道她是傅作义的女儿，称赞她“爱国进步”，并希望他们这些组织成员“不失时机，学好学业”，“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傅冬菊高中毕业，考入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后在云南联合组建），攻读英语专业。当时统治云南的龙云比较开明，允许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西南联大更是民主进步力量的堡垒。在此期间，傅冬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党的地下组织吸收为“据点”成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她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她与共产党员的接触更多了，进一步接受了进步思想。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应聘进入天津《大公报》成为一名记者，先后编辑过“时代青年”和“妇女”副刊编辑。那时，记者是十分时髦的职业，女记者更是引人注目。傅冬菊这样一位风度翩翩的名门闺秀，自然有一些阔少之辈追求，她非常厌恶这种无聊的应酬，选择在副刊当编辑，减少抛头露面，少惹麻烦。此后，《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别人不敢登的进步文章，傅作义感觉到女儿很可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担心女儿的安全，就让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深造。傅冬菊对父亲说：“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最终，她说服了父亲。

就在傅冬菊刚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傅作义部连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生了冲突。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秋，就在解放军将要攻下山西大同时，傅作义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围，并先后从解放军手中攻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要他们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傅冬菊对父亲傅作义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又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陈少艺执笔的《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傅冬菊回忆说：“1947年11月，我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不知道。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是共产党员，但他始终没有当面问过我此事。”

被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

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希望国家能和平建设，但又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打内战“以尽职责”。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但是，傅作义并不甘心永远被蒋介石绑在战车上。傅冬菊常去张家口看望傅作义，发现父亲在认真阅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章，而且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道道”，这才知道父亲是在审时度势。

据曾是傅作义部下的张新吾所著的《傅作义传》的记载，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早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就在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领导下开始了。这一工作的直接组织者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是该部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刘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精神，要求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委）书记佘涤清立即把傅冬菊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以随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刘仁指示佘涤清，要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学委研究，由傅冬菊正式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作义的反应如何。于是，佘涤清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欣然从命，住进父亲在中南海的寓所。

穿针引线助父亲下决心起义

傅冬菊究竟怎样向父亲亮明自己代表中共的身份，有不同的说法。

版本一

据傅冬菊本人回忆，傅作义此时对女儿在他身边工作的真实职责，已有所察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傅作义从南京开军事会议回到北平后，问傅冬菊：“你认识不认识那边的人？”傅冬菊反问：“那边是指谁啊？”傅作义说是共产党，傅冬菊回答试试看。傅作义口述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傅冬菊要用笔来记，傅作义说不能用笔记，要用脑子记，电报大意是自己不愿再打内战了，自己还有多少部队，多少架飞机，还提出要共产党派人来北平和谈等。

而傅作义的旧部王克俊在《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一文中也说，他和傅作义的好友刘厚同在商议后，为使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受毁坏、人民生命财产不致涂炭，并保障傅作义的生命安全，他们给傅作义草拟了电文，建议其设法通过地下党给毛泽东发出电报联系。其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来谈判，并报告了傅作义在北平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电文还郑重表示：“过去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作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此电正是经由傅冬菊通过党的地下电台在11月17日左右发出的，不过没有得到回音。于是，傅作义又要傅冬菊去约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面谈。傅冬菊得到了地下党负责同志同意见面的答复，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但据说到时间之后，又没有人如约前来联系。

版本二

在《傅作义传》中，则是另一个版本：“傅冬菊在接受地下党指令后，当即去找父亲转达中共的意图，傅作义当时担心女儿被‘军统’特务欺骗，便问道：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该书写道：“傅冬菊说：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员，不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该书说，傅冬菊在请示了佘涤清之后，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这才表示愿意考虑。

无论事情经过究竟如何，中共确实通过傅冬菊与傅作义建立了直接联系。据《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记载，傅冬菊对促使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例如，每天要交换情报，共产党方面要了解傅作义怎么想，傅作义也要弄明白共产党给他和部下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所以，傅冬菊经常在傅作义身边。此时，傅作义思想上有一些顾虑，他担心被作为投降处理，心理上接受不了。傅作义还要了解他的部队和干部具体怎么安排，都通过女儿向中国共产党方面了解。傅冬菊回忆说：“那时因为我很年轻，有好多问题，我有的答不上来，所以共产党那时领导我的人经常给我写个小纸条，很小的小纸条，然后写得密密麻麻的，怎么回答，让我掌握分寸，生怕我分寸讲的不对。”

此外，傅冬菊还将自己所能知道的情况，包括傅作义每天的情绪变化，每两天向地下党员崔月犁汇报一次，再由崔月犁通过地下电台发往解放军的前线司令部。

傅作义在傅冬菊等人的劝说下，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中旬到1949年1月中旬与解放军进行了三次和谈，但傅作义仍有意拖延。1月14日，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攻下了防御工事比北平牢固得多的天津，傅作义最终决心起义。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国民党军华北总部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31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由西直门开入城内。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她的笔名一直用“傅冬”，此后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1949年8月，她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成了一名战地记者，还参与剿匪。从湖南起，傅冬菊跟随部队徒步至昆明，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毅力。她还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办。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时，陈赓带傅冬菊回北京，准备让她去朝鲜战场做翻译。但中组部的帅孟奇见傅冬菊身体不太好，就把她调到《人民日报》社，使其能够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新闻专业。她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

1952年，傅冬菊与同事周毅之结婚，育有三个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傅冬菊因家庭出身受到造反派冲击，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她早在1947年就已经入党的事情也被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后党籍问题得以澄清。

1982年到1995年，傅冬菊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12年，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各种渠道联络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傅冬菊还是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

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离职休养（待遇后确定为行政13级）。

2007年7月2日晚11时，傅冬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的医院中逝世，享年83岁。

傅冬菊在平津战役期间，受晋察冀中央局的委派，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的直接领导下，始终陪伴在傅作义身边。在此期间，她一面将傅作义部的重要机密和傅作义本人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这为解放军统帅部作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傅冬菊经常与傅作义谈论国内形势与和平问题，不时把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到傅作义办公桌上，劝说傅作义下决心起义。经过傅冬菊和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李腾九、邓宝珊等人的反复劝说，以及解放军攻占新保安、张家口所带来的压力，傅作义被迫同意派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谈判。最终，傅作义率军起义，使北平得到和平解放。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傅冬菊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为党的统战工作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周恩来曾对傅冬菊说：“你父亲是抗日英雄，有你这么个爱国进步的女儿，十分光荣。希望你们不失时机，学好学业，父亲抗日救国，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傅冬菊：“在保护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和无数灿烂文明以及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促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傅冬菊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傅作义的旧部王克俊说傅冬菊在平津战役期间“经常来到傅先生身边，她以父女之情使傅先生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心情上获得很多安慰，排解不少忧虑”。

领导傅冬菊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王汉斌在《派傅冬菊做傅作义的工作——细说北平和平解放》一文中评价：“（傅冬菊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后）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傅冬菊去世后，被称赞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肖荻撰文《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并说：“这三位知名度颇高的女记者，陈柏生有史学家的深沉，孟晓云有文学家的敏感，傅冬菊有韬略家的豁达”，“傅冬家风朴素，生活简单”。

孙力舟在《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中称赞道：“她一生追求光明进步，献身于热爱的新闻事业，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可谓今生无悔。”

华飞在为《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所作的序文中说：“傅冬老人虽已驾鹤西去，然其60年前她为北京和平解放所作的特殊贡献，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一个北京人，都永远不会忘记。”

祁建形容傅冬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菊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菊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同父异母的、时年仅五岁的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傅冬菊。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菊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她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菊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中国共产党方面很快得到这个胶卷，并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傅冬家风朴素，生活简单，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的家具。她身体一直不太好，退休金除大量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费用，房改时，她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但她没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晚年她深居简出，还和弟弟傅恒一起攒钱捐给“希望工程”，并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傅冬菊进入风烛残年时，因病情特殊，急需精细治疗，但院方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进干部病房，几经交涉未成。人们引以为憾。

晚年的傅冬菊曾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当年听从父亲的话，出国深造，会怎么样呢？”傅冬菊说，即使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也会选择留在国内。

傅家祖代从清代雍正年间起世代务农。傅冬菊的天祖父傅忠智，粗通文字，善于团结群众，被推荐为村民自发的自助组织——“花火会”的会首，安贫互济，深受群众爱戴。傅忠智生有二子：长子傅贵德，次子傅贵茂。傅贵德生一子，名傅文鼎，即傅冬菊的曾祖父。傅文鼎生傅庆泰、傅庆雨。傅庆泰年轻时靠在河边摆渡、背客为生，后靠借船贩运煤炭，使生活更好。再后来，他抓住机会开设商号，成为当地的富户。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傅庆泰去世。

傅庆泰、傅庆雨兄弟共生十子，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排名。其中，傅庆泰的儿子有傅作仁、傅作义（傅冬菊的父亲）、傅作良，傅庆雨的儿子有傅作礼、傅作信、傅作温、傅作恭、傅作让，人们一般称呼他们为八兄弟（傅作智、傅作俭早夭）。

傅作义自民国七年（1918年）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入阎锡山部任见习官，以后在山西军队中任排长、营附、营长、团长、旅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参加对奉系的讨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四师师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民国十九年（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任阎锡山部第四路军总指挥、济南行营主任兼第二、四路联合军副总指挥。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代主席及主席等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指挥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全面抗战期间历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任察哈尔省主席。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任“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初率部起义，使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至1972年任水利电力部部长。1964年至1974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傅冬菊的生母是傅作义的原配张金强。民国二年（1913年），张金强与傅作义成婚。傅作义当连长时，张金强带着子女都住在太原。

傅冬菊的继母是刘芸生。刘芸生的父亲刘竹岩是北京人，母亲是安徽桐城人。刘芸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与傅作义结婚。婚后长期支持傅作义的事业，并在其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她还参加了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夫人组成的夫人支部。从1975年1月开始，刘芸生先后担任第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参政议政。2016年8月10日，刘芸生去世，享年106岁。

弟弟：傅瑞元、傅恒

妹妹：傅克诚，1954年考进清华大学建筑系。曾在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大学、千叶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任研究员。回国后历任第八、九、十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参加城建组参政议政。2003年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著有《日本著名建筑事务所代表作品集》《世界著名建筑家 FUMIHIKO MAKI 槙文彦》等。

堂兄弟：傅琬，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

傅冬菊的丈夫周毅之，是一个越南华侨的儿子，民国八年（1919年）出生于越南河内附近的河江省。他的幼年在越南度过，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回中国上中学。抗日战争中，周毅之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闻系，遂与傅冬菊由大学同学进而相恋。抗战结束后，周毅之、傅冬菊都在北平《平民日报》当记者。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傅冬菊和周毅之都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周毅之也在平津战役中出了贡献。1952年，周毅之与傅冬菊结婚，二人育有三个女儿。

傅冬菊的女儿是晨风。

在2009上演的话剧《北平·1949》中，由刘敏涛饰演傅冬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