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性通货膨胀（简称滞胀），指经济停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持续升高的经济现象，表现为物价上涨但经济增长乏力。

经济学家提出造成滞胀的两个主因：

经济产能因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减少，引致商品价格上升同时经济放缓。

类似地，近期关税政策的频繁变化也被视为负面的供给震荡，可能推高生产成本并引发通货膨胀，增加滞胀风险。

此外，AI热潮和特朗普移民及关税政策也可能作为负面供给震荡因素，加剧经济分化，提升滞胀风险。例如，2025年美国经济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K型经济”分化，增加了滞胀可能性。

另一原因为不当的经济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容许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政府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作出过度管制。

在分析1970年代的滞胀时提供了两种解说：首先是油价暴涨，继而中央银行使用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对抗经济衰退，形成物价/薪资螺旋（price/wage spiral）。

近期案例如2025年日本经济面临滞胀风险，通胀高达3.0%主要受供给侧因素驱动（如食品、水电燃气价格上涨及老龄化导致的劳工荒推升服务通胀），同时经济因贸易战冲击陷入收缩，加之政府不合时宜的财政扩张（如补充预算和国防开支增加），可能加剧负面供给震荡与政策不当的叠加效应。

在长期中，物品与劳务的产量在一段时期内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随着工资、价格和供给根据较高的生产成本进行调整，最终衰退会自行消失。例如，低产量和低就业会加大使工人的工资下降的压力，较低的工资又增加了供给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短期总供给曲线移回到原来的位置时，物价水平下降，产量接近于其自然率，经济回到总需求曲线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相交的位置，这一过程也就是经济的自我纠正。

对付滞胀，中央银行很难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消除滞胀，因为采用紧缩货币政策，一提高利率，企业经营成本加大，经济就有可能更加萧条，甚至引发倒退，若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印银纸但同时没有抵押），降低利率，虽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又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例如，关税政策等因素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放缓和劳动力市场疲软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选择面临两难困境，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波动。

以2025年美国经济为例，三季度GDP超预期增长，但核心PCE物价指数仍高于2%，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滞胀风险加剧。美联储面临政策两难，短期降息可能性小，因通胀黏性和经济增长数据强劲，但长期降息必要性仍存，需依赖通胀、就业等数据的边际变化。

因此，政府应该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同时减税，加上适度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胀，随着时间推移则可逐步消除滞胀。但此方法可能增加国债负担。

例如，2025年日本央行在通胀高企和日元贬值的压力下加息，但由于经济收缩和供给侧通胀，加息可能加剧萧条风险；同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如增加国防开支，可能增加国债负担和滞胀压力。

在短期中，滞胀使经济产量下降，物价上升，引起较高的失业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例如，2025年美国第三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为2.9%，同时11月失业率升至4.6%，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五个月下滑。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向右移动，即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

因为长期中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失业率都趋向于其自然率，因此，滞胀不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移动。

滞胀阶段以商品、短期债券和现金为最佳组合；其次为需求弹性小的公共事业、医药等股票；再次为部分工业股；最后为金融、房地产和非必需消费类股票。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在2025年专访中指出，在不确定性时代，持有现金或其他对经济不敏感的资产（如黄金）可作为应对黑天鹅事件的缓冲。黄金价格上涨主要由各国央行购买推高，反映对美元依赖减少，但黄金本身内在价值有限。投资者还可利用COVOL模型估计共同波动风险，通过调整风险敞口构建更具韧性的投资组合。

1960年代前很多凯恩斯主义者忽视滞胀的可能性，因为历史经验所得高失业率伴随的是低通胀率，反之亦然（其关系称为菲利普斯曲线）。其想法是对商品的高需求引致价格上升，同时鼓励企业增聘劳工；同样地就业上升引致需求增加。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当滞胀出现时，明显地通胀与就业水平的关系并不平稳，也就是说菲利普斯关系可以位移。宏观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抱怀疑态度，凯恩斯主义者再三考虑其想法去找寻滞胀的解释。

菲利普斯关系偏移的解释由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他们认为当工人和企业开始预期通胀上升时，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在任何失业情况通胀都上升）。特别在通胀持续多年，工人和企业在薪酬谈判中考虑通胀，令工人薪酬和企业成本加速上升，引致通胀加剧。这个想法在早期凯恩斯学说受严重批评，但逐渐为大部分凯恩斯主义者接受，并引入到新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模型。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滞胀可以用区分影响总需求的因素与影响总供应的因素来理解。虽然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对于总需求的波动可以起稳定作用，然而对于总供应的波动成效不大。特别当有总供给震荡，例如油价上升，可引致滞胀。

新凯恩斯学说区分两种不同的通胀：需求拉动型（总需求曲线位移所致）及成本推动型（总供应曲线位移所致）。在这个观点中，滞胀是由成本推动型通胀引致。成本推动型通胀在某种压力或情况以致成本上升发生；而因素可以是政府政策（例如加税）或单纯的外在因素如天然资源短缺或战争行为。例如，2025年日本通胀压力更多来自供给侧，食品及水电燃气价格上涨和服务通胀由老龄化导致的“劳工荒”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