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

1978年，中国GDP只有1482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2014年，中国GDP初步核算为63.6万亿元，合计达到10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3%。东部沿海一些省市的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已接近或超过世界上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014年年底，中国钢、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基本确立，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经济规模大并不代表国际竞争力强。站在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历史新起点上，应当更加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竞争力，真正实现经济强国的伟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由于生产成本和国内劳动力工资低，制造业企业纷纷离岸外包到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较优势正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在不断衰减。2012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年末减少345万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2013年16—59岁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减少了244万人。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至少会带来三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推高资金成本；三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带来“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现象。这三大后果直接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截至2016年，中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石油、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进口压力不断增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个经济体增速分化加剧，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仍将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复苏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使得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而从全球治理体系看，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在加快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纷纷试图抢占经济制高点和全球话语权。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为代表的“两洋战略”区域合作谈判，对中国提出高标准，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制约。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中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

2016年1月26日至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

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12月16日至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2025年3月5日，《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破解消费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注重以高质量供给引领需求、创造需求。

202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2026年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方式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供给结构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改革角度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一些制度体系已严重滞后，进而提出了创新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需求加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为止仍然只能称为“半拉子”市场经济，在影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现在制度结构、生产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庞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类新需求，不利于中国各类消费潜力、改革红利的释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才会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号召。

1.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

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系统性、基础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改革的系统设计与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2.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在“管住权”“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2015年以来，中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当前，中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一、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五力”约束

1.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与东部、城镇地区有着显著差距，且公共服务大部分附着于户籍之上，它已经影响到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使得区域、城乡不平衡产生自我强化的内生机制。这种格局决定了中国虽然进入新常态，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城乡同步进入新常态。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仍有非常广阔的财政投资空间，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较为充足。但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不能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要发挥“学习效应”，避免出现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的负面问题，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主动优化供给侧。

2.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产业的总体创新能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产业结构竞争力形成抑制作用

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并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然而，几乎所有传统产业都出现危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较为突出，产业网络化创新程度较低，知识扩散和共享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市场主体对经济的预期由乐观转向观望甚至悲观，严重影响了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一步转向知识文明的进程。一些传统禀赋优势在逐步丧失，必须要寻找一条新路来优化生产方式，让技术创新成本更加“低廉”，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3.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入攻坚期，束缚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结构竞争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仍然得不到正确处理，政府在对待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时，仍然怀着“管控”的思维，而非树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较为严重。企业、社会主体在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时，第一时间不是想到“找市场”“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过强大的政府之手来实现既定目标。

4.改革开放将进入新阶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给侧管理与对外开放新格局有机融合的方式，构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结构，提高利益结构竞争力

经济新常态之前，出口导向战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改善了中国资本短缺的状况。然而，这种“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模式，加剧了全球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引发了中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利益矛盾。中国须加快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局，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做强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服务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亚投行并不是一个区域、局部概念，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机制。

5.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不断丧失，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伦理结构受到剧烈影响，亟待按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完善社会伦理结构，服务于供给侧管理

解决供给需求结构性错位，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则是结构问题。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已经不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当前，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寻求新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区域结构

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投入结构

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

排放结构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动力结构

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分配结构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发挥市场作用，关键是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才能用好“看不见的手”。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让政府干好自己该干的事。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才能用好“看得见的手”。让市场和政府厘清角色定位、发挥各自作用，二者方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好三个基本要求：

其一，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其三，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同时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的要求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2016年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中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综述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如何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措施

1.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2.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

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3.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可以说，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

综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措施

1.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

2.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

3.加强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2016年，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与前两个季度持平。

从供给侧看，去产能方面，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去库存方面，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1.6%，自4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积自3月份以来连续7个月减少；去杠杆方面，8月末，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降成本方面，1月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17元；补短板方面，前三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3.4%、20.5%和20.1%，分别快于全部投资35.2个百分点、12.3个百分点和11.9个百分点。

从需求侧看，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8%、71%、-7.8%，其中消费的贡献继续扩大，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3.3个百分点，表明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

外需形势有所改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下降1.6%，降幅收窄1.1个百分点，进口下降2.3%，降幅收窄2.4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25852亿元，其中货物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

在稳定物价涨势方面，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比上半年稍微回落了0.1个百分点，9月份同比上涨1.9%，环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0个百分点，9月份同比上涨0.1%，结束了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环比上涨0.5%。

在稳定就业方面，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67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4%，低于4.5%的年度调控目标。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626元，同比名义增长8.1%。城乡差距继续缩小，前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2，比上年同期缩小0.01。

2018年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和8.3%，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5个和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正呈逐年加速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显示，2015年至2017年该指数分别为123.5、156.7、210.1，分别比上年增长23.5%、26.9%和34.1%。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从存量上看，如2016年中国计划5年内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2016—2017年中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2亿吨，提前超额完成5年内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的下限目标。从增量上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两年中国工业产能增速不断下滑，接近零增长。2016年9月至2018年6月中国PPI持续处于通胀状态；中国钢铁和电解铝等行业产能利用率接近80%，供求关系改善，企业盈利水平稳步回升。从税收情况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逐步缓解，工业税收走出2016年下降的局面，2017年以来，工业税收连续6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2018年上半年工业税收收入增速14.7%。

商品房去库存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上半年，商品房市场交易量有所改善，商品房销售降幅同比收窄。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5%，比去年同期收窄15.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收窄9.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金额下降5.5%，比去年同期收窄的幅度更大，收窄了19.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收窄11.6个百分点。2025年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比5月末减少了479万平方米，连续四个月减少。

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宏观杠杆率是一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截至2022年3月8日，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杠杆率年均增长约4.8个百分点，比2012年~2016年年均增幅低8.6个百分点。2017年~2019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3%左右，初步实现稳杠杆目标。2020年疫情暴发后，杠杆率阶段性上升至280.2%。2021年回到272.5%。与主要经济体相比，疫情以来中国杠杆率增幅相对可控。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三季度末中国杠杆率比2019年末高19.1个百分点（275.1%），增幅比美、日、欧元区分别低6.9、17.3和5.9个百分点，增幅相对而言并不算高。

降成本措施取得成效。2016年上半年，降成本的主要措施之一是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调也开始落地，河北、天津、福建、吉林、宁夏、青海、重庆等地出台了阶段性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具体办法。各地均明确了缴存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2%的“天花板”。在失业保险方面，湖北、河南、广西、天津、重庆等一些地区还降低了个人缴费比例，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的企业职工拿到手的工资有望变多一些。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推动下，多数企业税负明显下降。2018年减税降费措施全年减负约1.3万亿元人民币，企业人工成本、物流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增速明显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上升明显，从总样本来看，过去3年实体经济企业的户均原材料成本年均增速为17.68%。2016年到2018年，企业平均研发人员的数量年均增长10.78%。三年来，企业研发人员平均薪酬分别为9.39万元、10.61万元和12.19万元，薪酬年均涨幅为14.91%。

补短板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2023年9月，自启动气象监测预警补短板工程以来，已完成3837个自动气象观测站、1000套固态降水设备、2427套视程障碍现象仪、104部X波段天气雷达和45套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的建设应用，增强了突发性、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昆明市推进“欠薪源头治理+普法”“和谐医患+普法”“规范城市管理+普法”等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整治重点领域行业执法乱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2023年12月，全市共排查六大行业领域突出矛盾纠纷618起，化解600起，化解率97.09%。广西全区丘陵山区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取得初步成效，2023年，全区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64％，比全国丘陵山区农作物综合机械化平均水平高10.5个百分点。

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看，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面临产能过剩、供需错配等突出问题，加之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人口老龄化加快等不利因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从国际看，全球外贸低迷造成出口下滑，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速追赶的两面夹击，低成本优势减弱，制造业创新能力不强。在新形势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主动选择。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有待提升，核心竞争力还不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产业要迈向中高端，迫切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消除过剩产能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传统动能更新和经济转型升级。

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关键环节。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由于供给没有跟上需求的改变，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近些年，中国居民境外消费或国内“海淘”形式的跨境购买金额迅猛增长。海外购买力旺盛，说明国内需求空间巨大。拉回海外消费，需要国内产品来一场“品质革命”，跟上消费升级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生产端入手，破除体制障碍，降低企业成本，推动适应新需求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种基本手段，如果市场充分有效，需求刺激也能推动结构优化。但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需求政策的经济拉动作用有时并不明显，还可能加剧结构矛盾，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2015年，重庆市GDP增长11.0%，较全国高4.1个百分点，连续第8个季度增速位居全国第一。重庆市产业集群、新产业、新业态、开放型经济成为全市经济较快增长的支撑，去产能、降成本、保要素措施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形成合力，成为全市经济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共同支撑。2015年12月，重庆力帆纯电动乘用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该公司通过换电模式将废弃电能充分利用，传输到消费者就近的新能源站，夜间为电池充电或储能，白天再把电换到车上去，践行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的重点任务。为了去产能、去库存，力帆几乎不建新厂，而是找别人建好的厂，重新设计以后再进行自动化生产。对于一些富余的传统燃油车产能，力帆则是出口到国外，在伊朗、俄罗斯、巴西和非洲等地开设工厂。

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发力，对重庆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稳定作用，截至2015年底，在重庆市永川区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基地落户的企业达到105家，基地在建项目60个，已投产企业33家。机器人的出现，为不少传统产业降成本、补短板创造了机遇。紫焰城时尚老火锅的老板张利琼在去年５月火锅店开张时，购买了“上菜”机器人的全套设备。机器人帮忙上菜，不仅节省了人力成本，也成为店里的活招牌，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年轻人。

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上海迪士尼的建设，把新的业态和潜在需求结合在一起，通过提供一流文化产品，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迪士尼在中国构建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体系中起到引领作用，其打造产业链条和组合业态的开发模式、高标准的项目建设和全球营销模式，成为中国企业研究学习的案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多次呼吁，各国务必落实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家长久竞争力和风险抵抗能力。

“十三五”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应争取更大力度“放水养鱼”，激发社会资本创新创业活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要素价格差异，同时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改革，推动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需求和消费需求相适应。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十三五”时期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在需求结构上，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在产业结构上，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升级发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加减乘除”——做加法就是补短板，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要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做减法就是去产能，钢材、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尤其要注意合理去产能；做乘法就是发挥好技术、管理、制度等各领域的创新，这是个慢工细活，但效果会很明显；而做除法，意味着不仅要减少产能，还要加强环境保护，做到清洁生产，将对环境冲击降到最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普遍的供给约束、供给抑制和供给结构老化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就可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显示了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重视，以及真抓实干的决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们继续降低融资成本，加大减税力度，取消更多行政管制，放松供给约束。同时，解除对人口和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等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并依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