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中篇小说，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1982年11月首次出版。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20世纪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

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譬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人生》中的主人公叫高加林，是因为当年还是孩子的路遥曾经热泪涟涟地望着夜空，当晚有个叫加加林少校的人正飞向太空，所以路遥的作品主人公叫“高加林”。

路遥写作《人生》的初衷，就有为人生作指引的强烈目的。在《人生》的扉页上，赫然写着柳青《创业史》中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扉页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人生》整部小说的精微之旨。路遥在谈到自己创作《人生》的目的时，就明确表示，他要让高加林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偏了方向的青年“走到人生正道上去”，懂得“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但《人生》的诞生并不顺利，路遥透露过自己写作的艰难过程，1979年他便开始动笔，写完后很不满意，将原稿搁置了起来，第二年拿出来再改，还是不行，直到第三年才写成。路遥在小说的最后写道：“一九八一年夏天初稿于陕北甘泉，同年秋天改于西安、咸阳，冬天再改于北京。”这部小说的书名，也由《高加林的故事》改为《生活的乐章》，再而为《你得到了什么？》，最后改为《人生》。

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使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离开土地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巧珍去县城看了好几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乡采访了，终于有一次他俩有机会见面了，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动，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单薄，就说下次去给他带去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兴了，因为城里人没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环境一点都不相称，他怕被别人笑话，而当巧珍给他讲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很失落，他跟黄亚萍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国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是纠结。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她脸上刷刷地淌着。

回到土地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地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

高加林

高加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

高加林渴望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到更广阔的城市天地去生活。期盼从乡村走出去，走进城市，由简单的劳作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生存观念。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都应该同等地具有人生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利。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力量，那就是富于理想，锐意进取，向往现代文明生活。当高加林从黄土高原上那个闭塞的村子里考进县城高中以后．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新的知识诱惑着他，使他不满父辈们的那种为生活而生活的简单生活方式，他抛弃了农民固有的那种传统的狭隘观念，开始了对自身和社会的重新认知。在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面前憧憬着自己无数美好的梦想。他积极进取，不断地探索与付出，也获得了些许成功。农村中像高加林这种类型的人物尽管有时带有好胜虚荣的个人动机，并不是一种完人，但他们却是特定时代对农村落后惰性的一种冲击力量，是能推动这个时代变革的一个因子。正是都市文明和乡村的落后、愚昧对立中产生的矛盾才造就了高加林这样的边缘人物。

刘巧珍

《人生》中的巧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俊俏美人，因为父亲的关系在村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接近高加林时，高加林正处于刚失业、精神上有点自暴自弃的时候，但她却对高加林无条件地欣赏，对他生活上知冷知热，天冷了给高加林的床上添褥子，好吃的糕点也不忘从家偷拿出来送给高加林吃，约会时也不忘穿上高加林曾提到的衣服，事业上更是对其完全仰望与支持。当高加林被告发后，失去工作的他回到村里，村里很多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巧珍却恳求姐姐不要为难高加林，并且亲自去村主任亲戚那里为他求情，让村主任能给高加林一个当老师的工作机会。

她出身农村，善良美丽，在高加林失意的时候，她用自己的真心化解了高加林的苦闷；面对高加林的背叛和抛弃，她也只是默默接受了这样一个悲剧的结果，对生活、对爱情、对未来不再表现出积极的追求。巧珍把自己置于高加林的附属地位，理想之光幻灭后，她以无爱的婚姻表示对命运的抗争，恰恰重陷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

黄亚萍

高加林的中学同学，后为县广播站的广播员。在学生时代她就对好学上进的农家子弟高加林有特殊的好感。加林进城工作后，她读着他那些催人泪下的广播稿，再一次为他的才华所感动。为此，她割断了与出身干部、家庭优越且自己也当上了副食品公司副经理的张克男的爱情，而真心选择并爱上了高加林，而且俩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她的爱情追求不能看成轻浮的第三者，有抛弃世俗观念的、合理的一面，但也有自私的一面。特别是她那种考验式的爱情方式，也曾使加林难以接受。这位南方长大的城市姑娘也曾幻想与加林随父到大城市去生活，却没有受挫的精神准备。当高加林被再度打发回农村时，她只能痛苦地与加林分手。

马占胜

原为公社文教专职干部，是个丧失原则，专搞不正之风的干部形象。当初是他与高明楼合谋把加林挤出民办教师队伍。后闻知加林的叔叔从部队转到地区劳动局当了局长，生怕做下的坏事被人知晓而保不住县劳动局副局长的位置，他立即又成了替高加林开“后门”的热心人，将高加林私自安排进县委当通讯干事，并指望将来还能借这条线往上爬。市侩的马占胜，先是欺凌，后是阿谀奉承，扰乱、迷惑了高加林的人生追求。这一违背原则的事败露后，马占胜被撤去了职务。

刘立本

刘巧珍的父亲，高家村的“二能人”，全村百姓数他最富。刘立本只知道攒钱，他认为让女儿读书是白花钱，所以前面两个女儿都不让念书。巧珍刷牙招来人们议论时，他觉得有失脸面而极力反对。他愿意与高明楼这样的干部结亲家，极力阻挠巧珍与出身寒门的加林相爱，向加林爹提出警告不管用后，又借口村里的谣言将巧珍关在家中狠狠打了一顿。这是一个典型的目光短浅、势利守旧的农民形象。

高玉德

高加林年迈的父亲，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高玉德为了让儿子读书，家里穷得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他在干部和有钱人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加林的民办教师被挤了后，曾想上告，他几乎是要下跪求儿子千万不能告，以后在人家眼皮里下过日子，见了面还得赔着笑脸。加林与巧珍相爱，他告诫儿子“咱可不敢高攀人家”。他的人生信条是：“人活底了，就得按底的来要求自己。”但他也有农民倔重的一面，刘立本警告他要打断加林的腿时，他跳起来吼：“你小子敢动加林一根指头，我就敢把你的头劈了。”

高明楼

高家村的大队书记，是村民们最敬畏的“大能人”。为了让考不上大学的儿子有个轻松的工作，他依仗权势把高加林挤出了教师队伍，具有乡霸的色彩。作为一名干部，他似乎比一般庄稼人要见多识广。他认为村里真正的能人是有文化的高加林，加林搞“卫生革命”道非议时，是他出面解了围。他也不愿与加林关系闹得太僵，所以特意安排加林与巧珍一同进城，还劝亲家不要干涉他俩的恋爱，要“当心公安局的法绳”。但这种开通背后，又有通过他们的婚姻在村里结成更大的势力网的算计。

德顺爷爷

《人生》中的德顺爷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高加林的导师。看到高加林和巧珍这一对年轻人相恋，他是由衷地高兴。有一次，他与高加林和巧珍一起赶车时，为这对年轻人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忙着做生意，错过了心爱的姑娘灵转，后来姑娘远嫁天津，他最终一辈子未娶，但是“只要活着，就一辈子把她揣在心里”。他是在用这个一生的故事，告诫年轻人要珍惜眼前人。

城市化进程中个体两难抉择

事实上，高加林对土地逃离与回归的人生历程，正揭示出路遥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两难抉择。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恶劣自然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高傲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为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广阔天地，但也更容易滋生克南妈式的小市民心理、黄亚萍式的极端利己主义、张克南式的人格萎缩，让人倍感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当巧珍第一次到县城去见高加林，“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个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为群体，时时遭受生存环境和文明制度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和弱化。

《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给人一种痛惜感，充斥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重演，要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正视民族文化心理的衍变。高加林所具备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刘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备的。这是一个合理与不合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一个现在还无法解决但将来必然要解决的矛盾。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令人思绪纷纭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却隐约地透出生活的某种确定性。悲剧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批判不良社会风气

高加林、刘巧珍等人的悲剧性命运，与当时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有关，作品予以了严肃批判。村长高明楼、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等人，为个人私利而不顾百姓利益，跑关系，走后门，毒化了社会风气，作者是愤怒的，展示了他们的嘴脸。巧珍的父亲刘立本，满脑子旧思想，对巧珍与高加林自由恋爱严加阻挠、威严恐吓，作者对固守封建道德的人也予以了深刻揭露。

坚守传统美德

《人生》关注社会变革时期的矛盾冲突，小说写出了诸多劳动人民为了更好地生存，在黄土地上不断挣扎，从而展示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的生活是穷困的，而且物质文明也是非常匮乏的，但是那隅“黄土地”上，却具有一个民族的传统文明。

作家认为，传统美德和社会的发展并不矛盾，道德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在高加林追求个人理想时，不断进取，对未来怀揣着一颗期待和憧憬之心，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高加林想要挣脱“黄土地”这一举动，作家十分肯定和明确，高加林做出这等错误的选择，必定要受到惩罚。“黄土地”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构成内容，是民族的灵魂所在。所以说人们必须要对这份传统道德一直坚守下去。在高加林走后门事件被揭发，丢掉了工作以后，回到那片土地上，虽然和巧珍重新在一起的那一份美好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父老乡亲们依然接纳他，他被那份人性美所深深地感动和忏悔，这场面，大大彰显出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时，高加林心中是非常遗憾、自责的，他自称为了那一份虚荣心将生活的原则都抛弃了，并深刻认识到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开始自省，他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否则还会受到下一次惩罚。而高加林口中的“生活的原则”，就是指对传统道德的坚守。高加林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路遥《人生》的情节，不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局部看，处处在对比映衬中进行，产生了不同的艺术节奏美。

从整体上看，作品前半部分写农村，后半部分写城市。作品集中了前一部分描写主人公高加林在失去工作之后鼓起勇气靠双手辛勤劳动的经历，大搞“卫生革命”引起全村百姓注意的闹剧以及被乡里人视为“败坏门风”的自由恋爱。后一部分描写了城市生活。其中有高加林在县城工作，才华得以施展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抗洪前线的追踪报道、奔赴省城进行学习”。这时他的精神处于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状态中，“简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这些情节都发生在民主意识与精神文明发达的城市之中。在这部分的创作中，作者表现出了城市中经济与文明发展的一面，同时也揭露出一些在文明发展的外衣下貌似正直、实则虚伪的城市人的卑劣行径。

从局部上看，整个作品并不是前一部分只写农村生活，后一部分只写城市生活。作者打破了平衡，农村生活中涉及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中又离不开农村生活的描写，这种穿插描写也为情节的对比提供了条件。作品的前一部分，高加林失去工作，心情低落，而正当他稍稍鼓起生活的勇气，敢于面对生活的时候，穿插进了一段高加林进城卖馍的情节。这样，本来平静的农村生活中掺入了城市的不合谐，使得高加林本来平静的心，变得汹涌澎湃。

在描写城市生活的后一部分，也不乏有农村生活的描写之处。随着高加林地位的提高，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了善良朴实的巧珍，虽然这对高加林也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但一个新的消息又使他欣喜若狂了，省报要办一个短期新闻培训班，县委宣传部已决定让他去。”而此时高家村的巧珍正遭受着巨大的不幸。她被心爱的人抛弃，心灰意冷，匆匆决定与马拴结合，泪水从她干枯的眼睛涌出来。这样的情节打破了平衡的节奏，对比产生了落差，使读者体会了巧珍心灵的纯洁，从而产生了感动人心的力量。

路遥在创作《人生》时，充分运用陕北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通过唱“信天游”表现情感的形式，实现了小说中人物在情感表达中独特的艺术效果：既有温柔的诗情画意，又有直抒胸臆的热忱。例如书中自从村支书高明楼利用职权，让高中刚毕业的儿子三星顶替了高加林民办教师的职务，他痛不欲生的在家里睡了几天后终于意识到：“可再不能这样下去了！生活是严酷的，他必须承认他目前的地位——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于是想到河里痛快地游一次泳。游完泳后，他把自己的衫子铺在地上，两只手交叉着垫在脑后，舒展开身子躺下来望着“水一般清澈的蓝天”。这时，作品中写到：“这时候，在他的右侧的玉米地里，突然传来一阵女孩子悠扬的信天游歌声:上河里（那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歌声甜美而嘹亮，只是缺乏训练，带一点野味。他仔细听了一下，声音像是刘立本家的巧珍。”在此，读者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不远处河道里传来的“像小提琴拉出来的”潺潺地流水声，它婉转的表达了高加林通过游泳净化了自己几天来深藏在内心的郁闷心情，大有重整旗鼓，重新做人的气概。

《人生》中的主要人物和一些次要人物都具有空前的丰富复杂性，作者大胆地写了这些人思想、性格、理想、心理、价值方面的矛盾状态，为新时期文学画廊输入了复杂的“圆型”人物。但作者笔下这些人物的内在矛盾不是人为地拼在一起的，在写其复杂性格时注意抓住了人物性格的主干，围绕主干来写复杂性格，因此不是破裂的，人物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所以收到了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特别是高加林这一形象，人们在讨论研究中都感到概括这个人物类型归属的困难，但一致认为它绝对真实。

《人生》是路遥创作的第一部经典中篇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路遥的文学之路开始步入巅峰，也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学术争议，不仅因为它是理想童话和现实悲剧的矛盾结合，它所描述的爱情悲剧也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思索。《人生》发表后，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底层青年，看得失声痛哭，因为这篇小说揭开了他们心里被长期掩盖着的伤疤。

《人生》被翻译为俄、英、法、日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广泛传播且受到了高度的评价。2019年，《人生》英译本（Chloe Estep译）经亚马逊跨文化事业部（Amazon Crossing）向全球发行，被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Barnes & Noble推荐为15本最值得阅读的海外翻译书籍之一，长居亚马逊平台中国文学畅销榜前列。

《人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2018年9月27日，《人生》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粤北采茶戏、雷剧分别改编路遥小说《人生》为八场粤北采茶戏《人生路》和现代雷剧《人生》。

1983年，由张钟龄改编、颜宝臻绘的连环画版《人生》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1984年12月，由马慧改编，高廷智、张省莉绘的《人生》连环画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3年8月，西安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电影《人生》，由吴天明担当导演，路遥执笔改编。1985年，电影《人生》获得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2004年3月，连环画《人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19年7月，由陕西省延安演艺集团根据路遥小说《人生》创作的同名话剧登陆天桥剧场。

2023年3月，改编自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开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在1980年代初期，从题材到主题到作者的情感态度，《人生》都打破了原来僵硬的模式。在它之前，我们很少关注个人的境遇和生存状况，我们总是把个人融入整体，农村青年的个体经验也是被严重忽视的，或者说，是用一种宏大的叙事把个人的经验淹没掉了。路遥的《人生》第一次深刻表现了高加林个人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困境里的遭遇。它是“新时期”第一部表现个人命运或者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人生现实主义”杰作。

作家毛尖：“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送回了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

导演贾樟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文学评论家李一鸣：《人生》叙写了城与乡存在二元对立、新与旧处于变迁的特殊时代境遇中，高加林们的生活场景、奋斗图景与精神困境，体现了作者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路向，关切中国人生存处境和“精神性气候”，揭示社会生活本相和时代特质，呼唤改革社会现状的责任和担承。小说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它对人生问题表达出来的丰富而沉重的思考，以及在审美艺术上所显示的着力追求和创造，使得这部长幅画卷般的小说具有了文学经典的品质。

《人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首印13万册。这本小说不久就销售一空，马上又出了第二版，一年后再加印，总印数达25720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