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疏在秦汉时期被纳入公文体系。公牍文是指中国古代朝廷、官府通常使用的公事文，包含诏、令、奏、疏、表等类型。秦汉时期，章、奏、表、议等文体有细微差异，例如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秦汉社会对书疏的认知体现在
东汉张既的例子中，他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通过畜好刀笔及版奏获得大吏的赏识。
秦汉文书行政制度促进了公牍文体的规范化，
秦朝将臣下上书改称为“奏”，
汉朝确立了“章”“奏”“表”“议”等文体名号及其礼仪规范。汉初公牍文风畅达恣肆，如
贾谊的《
陈政事疏》和
晁错的《
论贵粟疏》；
汉武帝后文风转向简洁明确，以
公孙弘的《举贤良文学对策》为代表；元帝后则出现繁详文风。
秦朝改“书”为“奏”，
汉朝确立“章、奏、表、议”四品，其中章用于谢恩，奏用于按劾，表用于陈请，议用于执异。
汉初公牍文风畅达恣肆，颇有纵横之风，如
贾谊的《
陈政事疏》和
晁错的《
论贵粟疏》。
汉武帝后文风简洁明确，沉实平正，如
公孙弘的《举贤良文学对策》。元帝后文风繁详，与简练相对。
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录了以“书”、“疏”命篇的古文，包括
贾谊的《
论积贮疏》、
魏征的《
谏太宗十思疏》、
李邕的《
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
苏辙的《
上枢密韩太尉书》和
陶渊明的《
与子俨等疏》，这些文章涉及书、疏、上书、上疏四种古代应用文体，由于课本注释简略，师生对这些文体差异不甚了了，导致对文章内容和写作特色的误读。
书札有多种别称，如
手札、
尺牍、书翰或
书信，其中尺牍更为古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指出“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强调其作为历史面目的意义。
书札作为写本文献具有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呈现多样化方式，思路常围绕名人、地方或收藏单位展开，视野更加开阔，现当代学者书札进入出版范围，考释研究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