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留台是唐代在东都洛阳设置的御史台分支机构，其制度可追溯至唐高宗时期洛阳成为政治副中心后形成的监察体系。该机构隶属中央御史台察院系统，初期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下设侍御史等职，主要承担分察百僚、巡按郡县及监督财政礼制等职权。安史之乱期间，东都留台御史中丞卢弈坚守职守的事迹成为唐代监察官履职的典型案例。至元和十三年（818年）后，其地位逐渐降低，五代至宋虽沿袭此制，但职能已弱化为礼仪性事务。

唐代东都留台的设立与洛阳政治地位提升直接相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将洛阳作为实际政治中心后，逐步形成与长安御史台对应的分司机构。北宋学者勾利军在《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中指出，该机构制度渊源可追溯至魏晋时期陪都监察体系的雏形。

五代时期虽保留建制，但实际职权已缩减为处理日常监察文书。至宋代，西京留台仅保留行香、拜表等礼仪职能，完全丧失唐代时期的实质性监察权。

东都留台初设时具有完整的三院架构：

元和十三年（818年）后机构精简，改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一人共管事务，监察御史员额逐步裁撤。

作为中央监察体系的地方延伸，东都留台职权包含：

开元。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东都留台御史中丞卢弈作为机构最高长官，在叛军攻陷洛阳前夕仍坚守岗位。据《唐代监察官的选任与监督》记载，当多数官员逃散时，卢弈穿戴整齐官服，端坐御史台衙署严斥叛军，最终与东都留守李憕一同殉职。此事被收录于《新唐书·忠义传》，成为唐代监察官'守职不移'的典范。该事件直接影响了唐代后期对监察官的选拔标准，德宗时期明确规定须以'临难不苟免'作为御史考绩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