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隽县（英文名：xiajuanxian），别名隽州，是西汉初年设置的古代县名，行政隶属西汉长沙国，地理位置在鄂南，下辖崇阳、通城、蒲圻、临湘、巴陵、嘉鱼等地，政府驻地位于今崇阳肖岭暇心畈（通城西北）。

上古代为三苗国地,春秋时属楚国疆域,秦时犹无县名,县境隶荆州长沙郡。

西汉初，在今湘鄂毗连地区置下隽县,治所在崇阳境内。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下隽隶之。

新莽时,改下隽为“閇隽”，但时间极短。

东汉时,长沙复为郡,下隽仍置县,属荆州。

三国下隽属吴,隶南郡。曾为周瑜之封邑。

西晋时,下隽仍属长沙郡,析置巴陵县。

东晋时,下隽隶荆州。

南宋元嘉十六年（439）,下隽改隶巴陵郡,属湘州。

南齐时（499年）,改下隽县为上隽县。

南梁大同五年（539）置上隽郡,郡治位于下隽暇心畈,析下隽南部为乐化县（今通城县南部），下隽北部（今通城北部和崇阳）为下隽,隶鄂州上隽郡。崇阳、通城两县分治,实始于此。

南梁承圣三年（554）以上隽郡（下隽县）置隽州。

南陈天嘉四年废隽州，上隽郡仍隶巴州。

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上隽郡的乐化、下隽并入蒲圻县,隶江夏郡,属鄂州。

下隽县是两汉长沙郡（国）辖县，关于汉代下隽县方位，唐以来流行三种说法，分别是今湖南省沅陵县、今湖南省岳阳县、今湖北省崇阳县南。今沅陵县在汉代武陵郡境，非长沙郡境，此说显然不可信，今已无人信从，至于岳阳、崇阳二说各有学者主之。《中国历史地图集》采信“崇阳说”，故此说较为通行。

2010年公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二十七年质日》所载事主出行记录涉及下隽县，“（四月）癸卯，起江陵。甲辰，宿阴娶。五月乙巳，宿户灶。丙午，宿卢溪。己酉，宿下隽。庚戌，到州陵”。李都都指出事主从江陵到州陵走的是长江水道，这表明秦代下隽县位于长江沿线，从下隽行舟一日到州陵县（今洪湖市乌林镇）来看，其无疑就在今岳阳市附近。2019年，张春龙披露了尚未正式公布的里耶秦简7-11的内容，其中涉及南郡至苍梧郡的文书传递路线，现将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书到，到相报，不报者追。下隽报孱陵书到。皆以门亭行。忠手。以长沙印行。

正如陈伟所分析，文书中的下隽为苍梧郡属县，孱陵为南郡属县，该文书乃是经由南郡传递至苍梧郡治所长沙县，再由苍梧郡传递至洞庭郡。今按，秦汉孱陵县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夹竹园镇齐居寺村，位于长江南岸。文书从南郡治所江陵县发出，经江水、湘水传递至长沙县。今岳阳市正位于江水—湘水水路交通节点，而今崇阳县并非水路所经，进一步验证了秦汉下隽县在今岳阳市附近。

由于下隽县地处湘、资、沅、澧四水汇入长江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西汉初年朝廷与诸侯王国势力消长的背景下，其隶属关系也有变化。里耶秦简7-11表明秦代下隽县属苍梧郡。反映吕后元年政区建制的张家山汉《秩律》载录下隽县为南郡属县。而在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所见汉武帝早期南郡辖县名单中，下隽县又消失了。对照三份出土文献，可知西汉初年下隽县一度属南郡。汉初长沙国为异姓诸侯王国，特别在高帝十二年（前195）订立白马之盟后，吴氏长沙国成为仅存的异姓诸侯王国。汉初将下隽县由长沙国划属南郡，使朝廷直接控制长沙国出入长江的交通枢纽，应出于防范异姓诸侯王国的考虑。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吴氏长沙国废除。景帝二年（前155）分封皇子刘发为长沙王，异姓诸侯王国的威胁已不存在，故汉廷又将下隽县归还长沙国，直至东汉时期下隽县一直属长沙郡（国）。

秦汉下隽县在今岳阳县，至于崇阳县肖岭乡的下隽县卞鸿翔认为，太康元年西晋在今岳阳市区设置巴陵县，于是迁下隽于今崇阳县。分析三国史料，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准确。赤壁之战后，“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周瑜死后，鲁肃、吕蒙接踵代之，皆领有四县奉邑。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置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防御刘备。陆口，即今赤壁市陆溪镇，其军事战略地位远远不及扼控湘、资、沅、澧四水入江口的下隽县重要。孙权弃下隽县选择退守陆口的原因，据宋杰撰文分析指出，建安十四、十五年间，孙权对刘备的态度有重大转变，直接影响到荆州政治军事格局的划分。建安十四年，孙权夺取江陵后，对荆州土地进行划分。由周瑜、程普分别出任南郡太守、江夏太守，牢牢控制长江沿线，而将刘备排挤至“南四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断绝其北上发展的可能。宋杰言“这个方案无疑对孙吴方面非常有利，尽管如此，孙权又狠狠地补上‘一刀’，从刘备的长沙郡境割取了下隽、汉昌、刘（浏）阳三县，用来作周瑜的奉邑，借此削弱刘备实力”。分析周瑜四奉邑的地理方位，不难理解孙权这一“补刀”的凶险之处。下隽县地处湘、资、沅、澧四水入江口，是南四郡北入长江的交通枢纽。州陵县位于今洪湖市乌林镇黄蓬山北麓，与陆口隔江相望，扼控长江水道，乃赤壁之战主战场。而汉昌、刘阳地处长沙东北部的幕阜山区，分别是长沙郡通往江夏郡、豫章郡的陆路交通要地。周瑜控制四县，实际把刘备势力北上的水路、陆路交通完全堵死，断绝其北上中原、西取巴蜀的可能。

然而，周瑜病逝后，孙权一直无法找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特别是曹操在扬州“四越巢湖”，给予江东巨大军事压力，使孙权难以同时兼顾荆州、扬州防线，于是转而采纳鲁肃的建议，把南郡借给刘备，令其分担防御刘璋、曹操的压力。孙权把南郡交给刘备，又要对其防范，于是在建安十五年“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将南郡太守四奉邑独立建制为郡。在把南郡借予刘备的情况下，孙权若继续占据下隽，阻断南四郡与南郡之间的水路交通，显然不合时宜。所以笔者怀疑孙权建置汉昌郡的同时，把下隽县由岳阳县迁徙至崇阳县。这样一来，孙权让出了湘、资、沅、澧四水入江口，同时又利用东迁的下隽县，适时地填补了州陵与汉昌、刘阳之间的地理间隙。孙权令鲁肃退守陆口，实际是将州陵、陆口之间的赤壁作为防御刘备的前线，而州陵、陆口、下隽、汉昌、刘阳恰好构成孙吴政权与刘备势力之间的一道防线，此即汉昌郡设置的军事意义（见图1）。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破袭关羽，重夺南郡、武陵、零陵三郡，汉昌郡完成历史使命，随即废撤，各县回属南郡、长沙郡，而下隽县并未迁回原址，依然留驻今崇阳县。

综上所述，秦汉下隽县在今湖南省岳阳县，建安十五年迁至现今崇阳县，历六朝至隋开皇九年废入蒲圻县。

下隽县。汉置，隋省。<《后汉书》马援传援征五溪，军次下隽。《注》：下隽，县名，故城今辰州沅陵墓县。《通典》：“沅陵县，汉下隽县也。”《水经注》记载沅水东至下隽县西，澧水东至下隽县西，北入洞庭，其位置大致在今洞庭湖东北岸，涵盖了今岳阳、临湘和湖北崇阳、通城等县。此外，《湖南省志·地理志》也引用此说，认为下隽县应在今洞庭湖东北岸。考元和志及续通典，俱以下隽故县在湖北蒲圻，李洛谓在湖北通城县西，今依后汉书章怀注及通典

下隽县得名与隽水息息相关。隽水河承载通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西汉时期因隽水之名设立下隽县。

汉时下隽县是以龙窖山区域划定,射雉鸟命名的,所以龙窖山是通城县标志性的山,龙窖山生殖医道的济世文化就是通城文化,龙犬凤雉就是通城县的县标。

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下隽县正式设立，其得名与隽水息息相关。据《水经注》记载，沅水东至下隽县西，澧水东至下隽县西，北入洞庭，其位置大致在今洞庭湖东北岸，涵盖了今岳阳、临湘和湖北崇阳、通城等县，如湖南平江的南江桥就在现今平江的北面，因为当时是下隽县的最南端故称南江。值得一提的是，下隽县县治前期设在岳阳，彼时岳阳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下隽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学者认为，汉代的下隽县治在今湖南岳阳的新墙河口，直到西晋太康元年才迁治今湖北崇阳。

下隽县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发展历程与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紧密相连。在汉朝，下隽县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进击“蛮夷”，取得胜利后，余众逃进竹林中。马援驻军下隽县，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他认为只要取得壶头山，就能扼住“蛮夷”的咽喉，敌可不攻自破。这一决策充分显示了下隽县在当时军事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它成为了军事行动的重要据点和物资补给地。三国时期，下隽县属吴，为周瑜封邑。周瑜，这位东吴的杰出将领，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智慧闻名于世。下隽县作为他的封邑，不仅反映了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也让这片土地与这位传奇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周瑜的治理下，下隽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商业等方面都可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隽县的归属和名称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下隽县改隶巴陵郡；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下隽县改为上隽县，并设锡山区（今通城县城）；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废上隽县，分立乐化县、下隽县，隶属上隽郡。值得注意的是，建制于南梁大同时期的上隽郡，郡治就立在紧倚现今通城县的崇阳台山乡。上隽郡下辖乐北县（通城）、下隽县（崇阳）、沙阳县（嘉鱼）、蒲圻县，建制和管辖范围远远超过后来的崇阳县，其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在当时的区域行政管理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动荡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也使得下隽县的历史更加丰富多彩。

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乐化、下隽并入蒲圻县，属荆州江夏郡，下隽县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暂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它的历史影响依然存在，其地域文化和传统在当地百姓中得以传承。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分蒲圻南境置唐年县（今通城、崇阳境），隶属鄂州。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改锡山区为镇，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更名为通城镇。五代杨行密（公元902年——公元903年），改唐年县为宗阳县，南唐又改宗阳县为唐年县。北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改为崇阳县，属鄂州。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分崇阳县南上隽、乐化、天宝3乡置通城县。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通城并入崇阳县。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恢复通城县，隶属武昌郡。这些历史沿革表明，下隽县所在地区在不同朝代的行政区划中经历了多次分合，但其地域范围和文化传承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

下隽县的县治位置也备受关注。据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记载：“汉下隽县治位于邑西暇心畈，今沿沟里许，有城址可寻，其东曰东关，西曰西关，南为风城岭，崩处出铠甲戈矛之属，西北泉陂市，遗墟长二里许，弥望皆荒冢，为古达岳州驿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地农民还在稻田里挖出了连接在一起的陶管和特别宽厚的瓦片。这些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为后人还原了下隽县县治的大致位置和当年的繁荣景象，让人得以一窥古代城市的布局和生活场景。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击“蛮夷”，胜之，余众逃进竹林中。马援驻军下隽县，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以为取得壶头山，就扼住“蛮夷”的咽喉，充县之敌可不攻自破。三月，汉军进至壶头山下，“蛮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适值暑热，士卒多疫死，马援也病，遂困。乃凿岸为室，以避暑气。“蛮夷”往往升险鼓噪，马援辄曳足以观之。不久，马援病死。耿舒代替马援监督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