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注是东汉经学家郑玄对《周礼》《仪礼》《礼记》的注解合集，开创了三礼学综合研究体系。郑玄通过声训、双音词构词理据分析等方法注释经文，其中声训437条（创新295条），双音词分析84条。其注解以《周礼》为核心，将《仪礼》定位为礼之仪轨，《礼记》作为礼义诠释文献，构建起制度与仪式互补的礼学框架。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以郑注为底本，形成“郑注简而精，孔疏繁而密”的经学双璧格局。清代孙诒让评价郑注“孤行百代”，确立了其在经学史上的核心地位。

郑玄在《三礼注》中共包含521条词源探求材料，其中声训437条（继承先秦声训142条，创新295条），双音词构词理据分析84条。其开创谐声偏旁相训方法，此类条目占声训总量的35.7%，填补了先秦至唐代声训发展史的过渡环节。刘熙《释名》借鉴了其中的72条探源结论。

郑玄以《周礼》为纲领调和三礼矛盾，提出“经礼三百”（《周礼》）与“曲礼三千”（《仪礼》）的分野，将前者视为礼之本体，后者作为实践仪轨。他广泛征引《诗》《书》《易》等经典，采用“以《三礼》互引互证”的方法构建礼学框架，例如通过夏商周制度差异解释职官数目分歧。

郑玄注经遵循“文义明处不注，晦涩处着力”原则，《礼记·乐记》《祭法》等篇的注文字数少于经文。其注解兼容今古文经学与谶纬之说，如引入“六天说”“五精感生说”。2025年学术研究显示，郑玄在注解《仪礼》时可能参考了《毛诗》序，这一发现将重构其注经方法与诗经学派的关系。

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均以郑注为基准，宋代朱熹则对其礼学提出批评。清代孙诒让《周礼正义》继承郑注传统，但皮锡瑞指出其存在“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的问题。晋代王肃撰写《三礼解》提出相异观点，形成汉魏经学的重要论争。

从南北朝时期三礼学兴盛到清代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历代礼学研究均以郑注为起点。郑玄通过注解实践强化“因声求义”训诂理念，为汉代至清代的词源学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