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区； “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悉达多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等综合起来的产物。

儒家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时代，孔子以六艺教弟子。“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的几种课程。相传孔子为了教学的需要，对古代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过整理。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死后，儒家分成八个派别，其中最杰出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一派被视为儒家正宗。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法、道、阴阳各家，对儒学进行了重大改造，建立了一套君权天授的儒学体系。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魏晋时期，传统儒学与道、名、法诸家学说会通，形成玄学。玄学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当时学人以号称“三玄”的《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部著作为经典而展开学术研究。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崇尚“玄远”,探讨“有无”“本末”“体用”等范畴。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

隋唐时期，朝廷奉行以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在儒学的研究上，学者注重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形成注疏之学，颜师古、陆德明、孔颖达等是著名的注疏家。

儒学发展到宋代，演变为理学的新形态。理学家们援道人儒、援佛人儒，建构了一个充满思辨色彩、哲理化的理论框架。北宋是理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重要的理学家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是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等。

明代，理学开始向心学演变。明初，程朱理学仍居统治地位。明中期以后，理学开始向心学转化，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明末，心学因空谈心性而落入空疏，逐步走向衰落

针对明末学术空疏的现象，清初学者提倡征实之学。顾炎武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传统儒学走上朴学考据之路。考据学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史称“乾嘉之学”。惠栋、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均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大师。

由于形势的变化及考据学本身的缺陷，乾嘉以后考据学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道咸时期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至康有为发展到顶峰，随之走向衰落，也预示着传统儒学走向终结。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地区，创始者为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的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他本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因感慨于人间苦难，世事无常，于29岁时出家修道，经过长时间的苦修，最终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

佛教理论极其复杂，主要有四谛说、十二因缘说等。所谓“四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指人间一切皆苦。集谛是痛苦产生的原因。灭谛是指对苦难的解脱。道谛是证得涅槃的道路。涅槃，指达到一种超脱轮回、无知无虑的境界，即圆寂。佛教认为人生一切皆苦，只有信仰佛教，“四大皆空”，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佛经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合称“三藏”。经是佛的言教，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守则戒律，论是诸佛弟子的著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距今约有2000年。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流行的佛经。佛教在汉及三国时期发展缓慢，以翻译、解说、介绍佛经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有了极为迅猛的发展，这时著名的大师有鸠摩罗什、道安、慧远等。这些高僧都译有大量佛经，而且质量很高。

唐代皇帝除唐武宗外，均信佛，佛教得以鼎盛。这个时期，佛教宗派林立，主要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尤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天台宗创始人是陈德安，以《妙法莲华经》为宗旨。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创始人是玄奘，主要经典有《瑜伽师地论》等。华严宗因依《华严经》立宗而得名。净土宗因专修阿弥陀佛净土世界而得名，始祖为慧远。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经典。禅宗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

宋、元、明、清是佛教逐渐衰落的时期。但在这个时期佛教典籍得到很好的刊刻和流传。宋代开始刻印《大藏经》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也在宋代编纂完成。元代刻印的大藏经有《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明代编的禅宗著作有《禅林宝训》等。

道家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个大学派，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代表作是《老子》和《庄子》。在道家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儒、道之争，有时又表现出儒、道的融合。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庭、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传统儒家文化也注重吸纳道家的某些思想因子，许多重要的儒家士大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学说在汉初受到帝王重视，形成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从道家演变而来的，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集中体现黄学思想的著作是《黄帝四经》。汉初统治者遵黄老之学，行“无为而治”，政治上出现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历朝历代，许多传统儒家士大夫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如陶渊明、李白、苏轼等。

与道家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道教，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教是中国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形成于东汉，其内容吸收了民间的鬼神崇拜和神仙传说，以及老庄著作中关于修身的思想，形成了一套包括鬼神祭祀、占卜、炼丹、符箓在内的宗教体系。道家与道教又有联系，它们都尊奉老子为始祖，以老庄著作为经典，道教脱胎于道家。

唐宋时期，道教最为兴盛。唐代皇帝为了巩固皇权，借与老子(李耳)同姓依托附会，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明清，道教渐趋式微。

道教的经典收集在《道藏》中，内容包括道家书、方书，道经和有关的传记。现存完整的道藏是明代的《正统道藏》和《续藏》。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儒家的主要功能当然是“治世”, 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 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 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 中国人素来心向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 在消除烦恼的心性修养方面, 有着明显的优势。有关心性修养的丰厚思想资源, 特别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华严宗的“理事无碍”、天台宗的“止观双修”等, 成了宋代儒学发展的重要源头。佛道两教, 因此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规范。尤其是佛教, 在民间社会还承担了许多慈善救济的实际功能。唐高祖李渊下诏, 称“三教虽异, 善归一揆”。宋孝宗写《原道论》, 提倡“以佛修心, 以老治身, 以儒治世。”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于斯三教, 除仲尼之道祖尧舜, 率三王, 删《诗》制典, 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 暗助王纲, 益世无穷, 唯常是吉。……三教之立, 虽持身荣俭之不同, 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 于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此外，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佛学思想，使得佛道两教渐趋衰落。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 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 因此, 道教产生后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比如, 在早期道经的整理过程中, 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袭佛经之处;道教的宫观设施、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方面, 亦不乏借鉴佛教之处。又如, 受“大道无形”思想的影响, 早期道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 因此称佛教为“像教”。但是, 后世道教“设像立教”的形式与佛教却别无二致, 其实正是受佛教影响使然。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以《孝经》《心经》《道德经》为核心经典。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佛氏、老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道、佛，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释、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

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

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

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